汗斑癣会不会传染给家人
汗斑癣会不会传染给家人？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高中毕业我即参军。
首次告别故乡，母亲一再叮嘱：“出门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当心水土不服。
”我拍着胸脯说：“妈，就咱这身板，走到哪儿也不至于吧？”入伍是冬季，军营在千里之遥的鲁西南。
虽然那里的树叶落得较晚，但内陆干冷的气候和家乡海洋性气候还是有差别的，蔬菜也由常吃的萝卜、大白菜变成了陌生的莲藕和花菜。
尽管如此，两个月新兵连生活，还是让我很快适应了新环境，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现象。
新兵连集训结束不久，我考上军区后勤部技工训练大队，主攻枪械、团炮修理专业。
紧张学习之余，中队领导安排我和另两位城市兵负责养猪。
猪场离营房近一公里，每天清晨，我们利用跑操时间去打扫猪圈，午、晚饭后再用小铁车推上饲料去喂猪，风雨无阻。
济南的春天跟胶东和鲁西南别无二致，但传说中夏天的“热”，还真是让我领略到了。
盛夏时节，酷暑难耐。
吃完午饭，学员们都休息了，而我们喂猪半小时下来已是汗流浃背。
我有个锻炼身体的习惯，送工具回食堂再到宿舍，体育场是必经之路，每天中午我都要在单杠上自讨苦吃地折腾一番，直至大汗淋漓才罢休。
没多久，我后背上长出了白色点状斑疹，出汗即有瘙痒感，我原以为坚持几天病症会自愈，但事与愿违，斑区扩大了不说，又长出了糠状鳞屑，奇痒无比。
不得已，只得去卫生所，军医一看，诊断为汗斑癣。
天哪！怎么会得此病？会不会传染？有无后遗症？一连串疑问萦绕心头。
军医看出我的惊恐，安抚道：“小战士，不要紧的，初来济南得这病较常见，涂上药膏就会好的，但治疗期间不能出汗、不准洗澡，以后也不能长时间流汗曝晒……”遵照医嘱，平时几乎是我推的小车只能让两位战友代劳了，爱玩的单杠也没再去触碰。
果然，病去如抽丝，几天后，症状全无，依然故我。
有了首次水土不服，此后我就格外当心。
不过，该来的总也挡不住。
当年底，从训练大队毕业，由于表现突出，我成为大队被告知留队的唯一学员。
可3天后军区司令部又下令：野战部队学员一个不能留。
回原部队后，才知道我们即将参战。
经过紧张的百日备战，1985年3月我随炮团奔赴老山前线参加对越防御作战。
在云南战区适应性训练两个月后，我们正式进入阵地。
我所驻防的阵地是半山腰一处坡地，18人挤在4顶帐篷里。
在这里，仰望是郁郁葱葱的高山，俯视是波涛滚滚的盘龙江，海拔近千米，常年云雾缭绕，在我的日记中曾有连续28天“暗无天日”的记载，但是一旦红日高照，气温又会骤然上升，炙烤过的地面踏上去有灼人感。
进入阵地不到一个月，我的两只脚趾间就出现了溃烂，又痛又痒。
开始，战友们出点子先后用盐水、碘酒、醋、大蒜等土法治疗，但均不奏效。
不得已，战友帮忙到团卫生队取来两只药膏擦拭一段时间后，才慢慢痊愈了。
无独有偶。
在阵地上，刚治好了烂脚趾丫子，我右脚后跟又长出了个鸡眼，触在地上倏感生疼，只能踮着脚走路，距离稍长还得依靠拐杖。
那时，部队好像还没有专治鸡眼类的药物，战友们一时也茫然无措。
有天上午，一向热心的志愿兵老班长王立军走进我们帐篷，嘘寒问暖后，试探着问：“你能不能遭罪？”我坚定地说：“打小在农村长大，什么罪都遭过！”“我在淄博老家时，曾见过老人用铁锥子给年轻人扎过鸡眼，很管用，但会很疼的。
”“只要能治好，再疼我也不怕。
”“那我就下手啦！”说完，王班长一边用蜡烛烧着铁锥子，一边让同帐篷里的战友王成柱摁住我右小腿。
我趴在床上，两手紧紧抓住床边，牙齿也紧紧咬着。
王班长用酒精给患处消完毒，就用锥子深深扎下去，然后在里面正反向绞了几圈。
这一扎一绞，那个钻心地疼呀，我豆大的汗珠顷刻间淌了下来。
治疗过程持续约三分钟，王班长便用卫生棉球擦净血迹，又用纱布包扎伤口后，对我说：“起来吧，养护两天就会好的，要是还疼就吃点消炎药。
”不曾想，王班长的这“招”真灵，傍晚下地走路只感觉右脚有点麻木，鸡眼挠心的疼感荡然无存，第二天就能行走自如了。
时光荏苒，恍惚间30余载已成过往。
如今，“奔9”“奔6”的母亲和我，居有定所，生活安然，再也没有水土不服之虞了。
只是独居乡下的母亲，每次来相距40公里的城里我家，哪怕是一天都住不下来，而且理由一贯坚定：“住楼房，我睡不着觉，兴许是水土不服吧。
”哦唷！真没想到母亲能用如此理由做“挡箭牌”，来继续演绎她那些所谓的“水土不服”的故事。
高中毕业后入伍，参加过老山前线对越防御作战，复员后进工厂任团总支书记，后考入县（区）党政机关，历任秘书、办公室副主任，宣传部科长、副部长、常务副部长兼文联主席，现任烟台工贸学校、牟平职业中专党委书记、校长。
烟台市散文学会理事。
在部队、特别是前线，发表了不少诗歌、歌曲作品；回地方后，应时事所需，转型主攻公文与新闻写作，撰写了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，有数十篇获国家、省、市新闻奖。
出版过诗集《照亮别人 照亮自己》，散文集《故乡是昆嵛》（合集），新闻集《每滴汗水都闪光》。
壹点号烟台散文。
